《祭侄文》中的无头案（续）

◇ 穆棣

(相关资料图)

笔者在《中国书画》2017年第10、11两期曾刊发过《〈祭侄文〉中的无头案》（上、下）。对于无头案，窃以为无非就是“阅世久远但貌若线索阙如，或搁置已久而乏人问津的疑案积案”之类。循名责实，则《祭侄文》中的无头案远不止拙文二篇所胪列之“殷宗傅”“殷光彦”父子，“应麟”“郑侠如”“徐守和”等。此前更是另有多人。诸如宋元间曹大本彦礼，明张宁靖之（1426—1497）、王茂庭槐等皆是〔1〕。

本篇乃是续前之意。既为未竟，故续之，兼以喜获新证，聊为补苴罅漏，以匡未逮云，异日尤利于一并入录也。

图1 故宫本《祭侄文》后纸“南昌僧德一获揽”题观墨迹

图2 故宫本《祭侄文》后绫隔水右下方“张寅”白文小方印

图3 后绫隔水左上方的“真赏斋”朱文长方印

故宫本《祭侄文》后纸有“南昌僧德一获揽”题观墨迹一行，在于周密、屠约题观之左侧的同一纸幅上（图1）。关于周、屠二人交游的考证，以及观于鲜于枢府第“玉琴轩”等诸事，拙文《〈祭侄文〉中的积案破解举例》已详加钩稽，可参阅（出处见注释〔1〕。细绎僧德一题观，灼然非与周、屠为一拨人，非同时所观，故为风马牛不相及者。若强为牵合，则未免有穿凿附会之嫌而已。

叠经对历代鉴藏家的爬梳剔抉，印证僧德一之寓目《祭侄文》，在于元鉴家翘楚乔篑成仲山之手。其时仲山父乃在总管瑞州府任上，而《祭侄文》适在其所什袭珍藏之。帖中后绫隔水中部略偏下，有“乔氏篑成”白文方印一，乃其鉴藏之显证。

元收藏家翘楚乔篑成，一名达，字达之，号仲山，生卒不甚详，宋、元之间大都人。起家东曹椽之类的底层小吏，历秘书监秘书郞（1281年，正七品）、秘书监丞（从五品）；至元二十四年（1287）累迁两浙运司副使等；大德初，为江浙行省员外郎，迁吏部郎中，翰林直学士，出为东平路总管；皇庆二年（1313），迁瑞州路总管，终饶州路总管〔2〕。

元瑞州府，即古筠州府，下辖高安、新昌、上高等三县，乃古豫章府地，其与南昌府、袁州府、临江府接壤〔3〕。乔篑成文采风流，好古博雅，尤好结交时彦俊秀。其于皇庆二年（1313）迁瑞州府总管，则作为著名当地释道界名流的南昌僧德一，自然成为新官乔篑成的座上客。纵然观览、题识《祭侄文》的具体时间及地点皆不可晓，然其必在包括1313年在内，以及稍后的几年期间，正不待详论。换言之，即不出乔氏任职该地的数年之间。而仲山甫之珍储《祭侄文》年代的下限，亦因此而知其仿佛—至迟不得晚于其任瑞州府总管的皇庆二年（1313），当是毋庸置疑的。

盖因《祭侄文》名迹在此之前，向在北方传承（相对南昌而言。故僧德一乃无缘于此甚明）。先在曹大本家，乃不出山东之范围；自至元壬午（1282）鲜于伯机易得之，则辗转流传于钱唐地域；辛丑岁（1301）为张晏购获，无乃北归于京师；再后由晏传付于乔氏篑成，自是秘在箧笥而随在可观；终乃携至瑞州任上。如此，僧德一者始得有一饱眼福之机缘。

由此可知，尽管南昌僧德一的俗名、生平、生卒等诸项俱阙，但其题观却为乔篑成收藏《祭侄文》的时段提供了大致的佐证〔4〕。

顺便提及，僧德一题观左侧有白文椭圆形印记二，同样的印记又钤于本帖左侧拼纸与本帖中部骑缝，此三者均是其鉴赏印记（图2）。唯其印文大似“功亏翰墨，巧涉丹青”之类，既“异夫楷式，非所详焉”。香光尝谓世外之人乃不知国讳，今见其用印亦殊散漫而无定则。既标新立异如是，可置不论也。

故宫本《祭侄文》后绫隔水右下方有“张寅”白文小方印一（图2），其印主为鉴赏家张寅。

张寅资料鲜闻，浅见所及，仅王世贞《弇州续稿》，以及《嘉庆直隶太仓州志》等约略载之。

兹据《太仓州志》可知，张寅（1495—1558）字仲明，太仓人。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授江西高安知县，历宜春县等，召为南京河南道御史。移知安州，又入为南京文选司郎中，改右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检讨。辗转仕途凡十九年，以事罢归，卒年六十四〔5〕。

《弇州续稿》称其“先世曰鸣珂里张。后徙荆州之江陵。至高皇帝时，有福安者从起兵，因籍太仓”。有《晓川诗文集》、奏议若干卷、《山东通志》《安州太仓二志》。

弇州尝从张先生游。对此乡前贤，元美颇为推挹，乃誉为：“先生质而不俚，泰而不骄，居然有前辈长者风，今不可复得矣。所历州邑，俱有惠政。著《去后思》，论建侃侃，为时所称述。”〔6〕

唯据张寅生活年代，其观故宫本《祭侄文》当在藏家王廷槐收藏之后（或观于王氏后人，或乃杨明时从兄辈之手，皆有可能）〔7〕；其时在杨明时购获之前，则昭然可明〔8〕。具体证据恐难追诘。此说权作引玉，尚冀高识也。

经考，张寅长于鉴赏（藏），故其鉴定（赏）法书名帖之例可谓绝非孤证。宋文彦博尺椟一卷，即为其当年所庋藏。

《石渠宝笈·续编》“淳化轩藏三”所载录有“宋文彦博尺椟一卷”。据此可知卷中有“张寅”“张氏宝玩”二印，皆张寅鉴藏印记。文氏二札已刻入《墨妙堂法帖》之中云〔9〕。

“真赏斋”朱文长方印一，钤于后绫隔水左上方（图3）。此印印主或以代远年湮而寂寞无闻，学者乃至不着一词，颇似熟视无睹者。然其的系四百余年前南雍大司成冯梦桢开之甫鉴赏印记无疑。

图4 《钦定石渠宝笈续编》孙过庭《千文》跋文

图5 《祭侄文》前绫隔水右下角的“仲辉”朱文小方印

冯梦祯（1548—1605），字开之，秀水人。万历五年（1577）会试第一，官编修，与沈懋学、屠隆以文章节气相尚，忤张居正，病免。后复官，累迁南国子监祭酒，与诸生砥名节，正文体，寻中蜚语归，年五十九卒。有《历代贡举志》《快雪堂集》《快雪堂漫录》传世。

“真赏斋”印记何以确系冯梦祯物？

事见冯氏跋友人吴一濬（字康虞）之子吴士谔所藏孙过庭《千文》（实宋王升字逸老者所书，兹仍其旧称）一卷。

《钦定石渠宝笈续编》孙过庭《千文》一条详录开之跋文，略云〔10〕：

孙虔礼《千文》真迹，吴謇叔所藏。首有乾卦图印，宋禁中物。中俱赵魏国“大雅”二字钤缝。又有“江表黄琳”等印，盖皆收藏家。虔礼书法有名于唐，所传《千文》《书谱》，石刻而已。今观《千文》真迹，出入规矩，姿态横生，如蛟龙之不可方物，似从右军大令换骨来。视宋元人远隔弱水三千矣……余素不善草，愧未尝学，三复此卷，见其笔势飞动，有游刃弄丸之妙，不觉心折……謇叔名士谔，友人康虞之子。万历乙巳（1605）夏四月几望，寓溪南吴氏翠带楼书。檇李冯梦祯开之甫。钤印三：“真赏斋”“开之”“冯梦桢印”。（图4）

此印虽殊罕见，但据以上实录，尤其是末行，分明强调是“钤印三”，其自上而下之

“真赏斋”“开之”“冯梦祯印”适为三印，且全是冯大司成鉴赏印记。故可立判“真赏斋”乃冯梦祯印，又奚疑之有哉？

以此为镜，可推《祭侄文》中“真赏斋”印，亦同样为冯氏为其契友吴康虞之子謇叔作鉴赏而加钤。继以收藏时段考察，亦与开之甫（1548—1605）若合符契。盖士谔之藏弆在于吴廷与吴希元之间。廷之收藏在1596年至1598年稍后，吴希元则至晚亦在1606年之前，士谔界于二者之间也。

进而搜索，冯梦祯为吴謇叔作鉴定，除鲁公《祭侄文》、孙虔礼《千字文》外，犹有一例可供质证。

今见上海文管会所宝宋拓《宝晋斋法帖》为謇叔当年故物。上有其藏印“吴士谔印”“逸初堂书画印”“士谔”等为辨（一濬父子尝以家藏名迹摹勒上石，刻成《逸初堂法帖》，故有与之对应之“逸初堂图书印”）。与上二例相同的是，此帖之中亦见冯梦祯印记—“真实居士”“冯梦祯印”。其受士谔之邀而加藻识，不辨自明矣。

鉴于上述，冯氏印记之所以钤于三名迹中，无非昭示其为謇叔父子鉴赏之事。诚然，冯梦祯与当时著名的鉴藏家，如与謇叔同为溪南吴氏二十三世族兄弟的吴希元新寓、吴廷用卿（二人亦先后为《祭侄文》藏主，见下文）同样颇多往还，这在其《快雪堂集》中不难检得。因而，笔者尽管将“真赏斋”印定为冯大司成为謇叔鉴赏的依凭，但并不绝对排斥其为吴希元、吴廷鉴赏的可能性。此处只是两相权衡，相对而言。断其为謇叔，当是更合乎情理。

冯梦祯好古博雅，亦喜收藏，其典型者如：

1.唐王维《江山雪霁图》（或称王右丞《江干雪意图》等），其《快雪堂集》著录详赡。董其昌为其作长跋，极尽赞誉之能事。一时传为佳话。明汪砢玉、张丑《清河书画舫》，清吴升《大观录》均载录之〔11〕。

2.唐陆柬之《五言兰亭诗》〔12〕。今在香港。帖中明邓文明李实华题跋均及冯梦祯收藏事。其鉴印为“真实斋图书印”。

3.沈周仿古山水册〔13〕。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下），“冯梦祯”条。

“仲辉”朱文小方印一，钤于《祭侄文》前绫隔水右下角，界于陈定“陈氏世家”朱文方印，与吴希元”吴希元印”白文小方印二者之间（图5）。

“群雅斋书画记”朱文小长方印，位于尾纸第一接纸右侧下端，邻近后绫隔水左下角处（图6—1）。

此二印无不与隆庆、万历间歙县著名鉴藏家吴希元新寓氏相关。“群雅斋书画记”为吴希元与子，包括仲辉在内的“五凤兄弟”（即翔凤、云凤、庭凤、家凤、友凤）、两代六人合用的家族鉴藏印记，亦可看作是六人中某一人单独使用之鉴藏印。“仲辉氏”乃吴希元次子翔凤鉴藏印记，翔凤字仲辉。

1.“群雅斋书画记”

“群雅”者，吴希元与其子“五凤兄弟”之谓，此其自命也。新寓父子与“群雅斋书画记”之关联，既与古歙之地收藏风气的渊源、氛围不可分，又与其父子的诸多故实紧密相关。欲钩沉其事，先必扼要梳理，以作铺垫 （新寓既为《祭侄文》的重要鉴藏家，其小传将另文详考。此处仅述崖略，恕不一一）。

考嘉靖、万历间江左一带，因承平已久，经济富庶，商品市场略具雏形，民间雅好翰墨丹青渐成时尚，盖一时风气之所致也。以徽州地区论，其盛“莫如休歙二县”。〔14〕而二县之中，又以歙之西乡之“溪南吴氏”为冠，实乃无出其右者。

诸吴之中，尤以吴希元（1551—1606）、吴廷（1555或1556—1626后）、吴士谔（生卒未详，生年在廷后，天启初尚在世）族兄弟等最为著名当时。三人皆隶属溪南（亦称丰南）吴氏二十四世（次第为《祭侄文》的重要收藏者），相互间频相博易，过往甚密。若以年齿论，则希元为长，廷居次，而士谔最幼。

图6—1 “群雅斋书画记”朱文小长方印，位于尾纸第一接纸右侧下端，邻近后绫隔水左下角处

图6—2 吴希元印记

遗憾的是，有关“仲辉”其人，志乘典籍概付阙如，即穷通歙县诸方志（自万历、天启，以至光绪、民国，今存者凡五种），无怪乎未审为何若人也。遂使“仲辉氏”之印，大似哑谜而难可究诘。而有关吴希元及“五凤兄弟”之故实，亦往往模糊不清，甚者难免导致歧义。即便生活在同时代，又频频与之（主要是家凤）直接过往，且无愧于“歙县通”的休宁古董儒商吴其贞（1606—1776后），其传世名著《书画记》对五凤兄弟之由来（该书虽前后屡及“五凤兄弟”，惜于其昆仲字号不置一辞，讳莫如深）也交代不清，致使“五凤”含义不甚了了；相反，每每将家凤门客如宋元仲、吴从云（或作吴云从，未知孰是）、汪天锡、吴国珍、吴可权等辈阑入其间，遂使学者茫然莫辨所以〔15〕。而李维桢作希元墓志铭（见下文），纵便备列五凤谱名，却于字号概付阙如。而今唯有依据吴、李著录，再综合其他实物、文献史料，汇而考之，庶或还其原来之面貌。

（1）吴希元

吴希元，字汝明，号新寓、新宇等。其上世以盐筴起家，故雄于赀。唯据李维桢所撰吴希元墓志铭—《中书舍人吴君墓志铭》〔16〕，可知朝廷因连年对北方、东北、西南诸地用兵，征伐不已，以至于官方、私家赀用极度匮乏，而深陷于政治、经济等危机之中。当时富人多“殢财役贫莫肯为国佐缓急者”，唯希元“诣阙献万金”。此举颇为皇上嘉之，授之为中书舍人直文华殿，以风天下。但“希元不屑就，退而里居”……其襟怀潇洒，恬淡自处，不汲汲于功名也如是。好“储法书名画，琴剑彝鼎诸物，与名流雅士鉴赏为乐”。以是希元自视为雅，良非过誉也。

（2）新寓子“五凤兄弟”

兹据吴新寓墓志铭，可知其子五人，为翔凤、云凤、庭凤、家凤、友凤，俱皆斯文好古之士，此即当时闻名遐迩的溪南吴氏“五凤兄弟”（新寓有子六人，长子起凤早卒，不计在内）。五人皆国子生，既自幼耳濡目染，浸淫久之，而乃俱类其父，好文崇古，雅尚法书名画、钟鼎尊彝之属。又各持有价值连城的“青绿子父鼎”等。故知“五凤兄弟”者，名下不虚之收藏家也。

析言之，“五凤兄弟”之中，“翔凤以倜傥名，云凤以长厚名，庭凤以恬淡名，家凤、友凤孪生，以才学名”。又据方志，以及吴其贞《书画记》等著录，“五凤兄弟”多辑入于孝友、方技、文艺名流之编。翔凤、家凤咸富文藻，与公安袁中道等（见下文）友善。家凤特又精鉴，擅丹青，颇得董其昌嘉尚，乃誉为“有画才，少年笃嗜，非耳食者”云〔17〕。至今故宫博物院藏有其画作，可见一斑……

（3）新寓父子收藏名迹一瞥

新寓与其子“五凤兄弟”收储书画巨迹既富且精。酌举一隅，如晋王献之《鸭头丸帖》、王珣《伯远帖》，唐摹右军《平安帖》，唐孙虔礼草书《千文》卷（实宋王昇书，见下文）、玄宗《鹡鸰颂》、王右丞《江山雪意图》卷、颜真卿《祭侄文》卷、李郢《七言诗稿》卷，宋拓《定武兰亭》，五代杨凝式《夏热帖》卷，宋米友仁《云山戏墨图卷》、赵伯驹《桃源图》卷、赵千里《桃源图》等等。与鉴赏名家王肯堂宇泰氏（1549—1613）、董其昌（1555—1636）、陈继儒（1558—1639）等友善，诸多名物经其鉴定。

唯据吴其贞《书画记》所载，五凤兄弟至少在新寓故去三十多年以后依然延续法书名绘珍储传统，而不坠家声，直至崇祯己卯（1639）之际。而新寓孙辈，如家凤之侄与晋（云凤之子）亦继为好事。则吴氏之鉴藏名迹前后乃绵延三代，少则在六十余年之久，已显而易见〔18〕。

（4）新寓父子的鉴藏印记

新寓的鉴藏印记有“吴希元印”（有印文相异的二种）、“女（汝）明父”“吴新寓珍藏印”“新宇”等，以及与其子共用的有“群雅斋书画记”。其子辈宛若不甚钤印，因而殊为鲜见。除翔凤的“仲辉氏”一印外，尚有家凤的“吴家凤字瑞生”印，“吴家凤印”“瑞生”印等〔19〕。

鉴上可知，希元父子自视为雅人俊士，良有已也。“群雅”者，无乃其父子之写照而已。

此乃“群雅斋书画记”之渊源所自。

故就“群雅斋书画记”言，纵便志乘无载，史料无考，然实物俱在，凿凿有据，信而可徵。其为新寓家父子所合用，或为其中一人所单用，毋待深论矣。

继考传世法书名绘，大凡经吴氏父子所庋藏者，虽未必定有“群雅斋书画记”印记可供寻绎，但钤有“群雅斋书画记”印记者，却无一不是新寓父子当年之珍储。其物、印之间俨然一一对应，朗然可鉴。此类例证当时必多，或甚寻常。但恰如名迹本身一样，伴随时间的流逝而大量消亡，以致存者盖寡。若非刻意搜祕，难以为人所措意。笔者积年留神，止得五例（《祭侄文》亦囊括于其中）：

A. 宋赵伯驹《桃源图》一卷（上等天一）。印记：“吴新寓珍藏印”二，“汝明父”印，“群雅斋书画记”印〔20〕。

B. 孙虔礼草书《千文》一卷〔21〕。按，此卷非孙虔礼，而是宋王升（字逸老，号羔羊）书，诸家如董其昌、冯梦祯等皆为误判，此不可不辨者。兹暂仍其旧称。题识：宋吴说，明陆行直、董其昌、冯梦祯等。印记：“王升印章”“新宇”“吴希元印”“群雅斋书画记”等。

C. 唐李郢《七言诗稿卷》〔22〕。《墨缘汇观》记其印记有，宋内府“睿思殿印”“柯九思印”“群雅斋书画记”……

此帖亦见清宫《石渠宝笈·续编》“淳化轩藏三”，题为“李郢《自书诗草》一卷”（原稿“自”字讹作“目”，兹改正之〔23〕）。

《续编》著录详赡，良非《墨缘》可比。其记印记有：“睿思殿宝”“柯九思”，吴氏印记则有“吴新宇珍藏印”“新宇”“女（汝）明父”“群雅斋”印（对比其前之《墨缘》，可知其全称当是“群雅斋书画记”。倘若无“书画记”三字，《墨缘》何以能无中生有？又有元、明诸题识等。

按，所谓“群雅斋”印，实为经后人重裱裁切之残印，其本来面目乃“群雅斋书画记”。被裁切的时间在安歧著录之后，已不言而喻。故非另有一印文为“群雅斋”的收藏印。何以得知？

A.此帖为吴新寓物，故有其家印记如新寓诸印，“群雅斋书画记”等；

B.以印文布局论，“群雅斋书画记”与隋人书《出师颂》中“宣文阁监（鉴）书画博士印”二印殊相仿佛，均系对称状，作竖式排列状。每行3字，横成列而纵成行；其稍异者在于前印6字，成二纵行；而后者9字，成三纵行。类似之例尚有台北故宫博馆院藏元郭畀《雪竹图》中虞集（字伯生）题跋之末，虞氏之鉴印“宣文阁监书画博士印”，以及《余清斋法帖》所辑刻的《乐毅论》拓本中元宫廷鉴定家刘完（字中守）鉴印“宣文阁监书画博士印”等。

图7

从《石渠宝笈续编》所录《出师颂》条误判残印“监（鉴）书画博士印”为全豹，而徐邦达先生、嘉德拍卖公司竞相蹈袭而不察，鉴此可知《续编》所记“群雅斋”事与此同一格辙〔24〕：前者被裁切右3字“宣文阁”，后者被裁切左3字“书画记”，裁切虽有不同，但彼此皆非全印，已毋庸置疑。试以《雪竹图》《乐毅》中“宣文阁监书画博士印”比较，乃可一目了然，其理殆同（图7）。

D. 颜真卿《祭侄文》。吴氏印记除“群雅斋书画记”“仲辉氏”外，吴新寓名印尚有多枚。恕不周遮。

E. 唐摹王献之《玄度来迟帖》一卷〔25〕。“吴希元印”“群雅斋书画记”“群雅斋”半印。又，董其昌跋等。按，此条中“群雅斋”注明半印，可谓细绎推挹所致，庶无刻舟求剑之嫌也。

2.“仲辉”印

溪南吴氏 “五凤兄弟”中年最长者为翔凤，其字“仲辉”。故“仲辉氏”乃翔凤之鉴藏印记。

（1）以袁中道《珂雪集》为印证。是印虽蕞尔小物，大似不甚起眼，然欲钩玄决疑，却颇似无以下手。笔者尚穷十余年之功，考得甫里隐逸潘仲辉者，乃倪瓒契友，以为或即其人。虽不甚踏实，但庶几如之〔26〕。

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泛读《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之际，骤遇明公安袁中道（？—1624）《珂雪前集》，眼前宛若灵光一现，竟然“仲辉”“翔凤”“瑞生”“家凤”诸字样荟萃于一编！这正是笔者十数年来，朝于斯，夕于斯，孜孜以求，欲期而深恐不可得者！细察其体例，每开卷之首页，首三行中，首行顶格照例为书名，而在二、三行齐下（即右下角），通常为为校者。唯据自上而下序次，此三行分别署明作者、友人、门人等籍里、称谓、字号诸项。该书卷之十一、卷之十二之二、三行“友人仲辉 吴翔凤校”字样；“友人瑞生吴家凤校”字样赫然在目。至于首行，与二者相对应之处，则分明俱皆“公安凫隐 袁中道撰”数字〔27〕（图8）。翔凤、家凤，“五凤兄弟”也，可见其名皆作“凤”字辈，则“仲辉”“瑞生”为其字，无或疑焉。若非《珂雪》，此谜将永不得其解也。

继而翻检，全书仅“翔凤、家凤”唯此而已，孑遗而已。余皆袁中道其余友人、门人作校对。略举二例，如图示。

观此然后知“仲辉”实乃翔凤，此志乘概付阙如者者，即穷通歙县诸志（自万历天启以至光绪民国，存者凡五种），亦将何从觅其踪迹？

继考，该书前冠有袁中道自序，末云：“……万历戊午（1618）袁中道书于新安郡校之卧雪斋中。”又正与溪南翔凤、家凤校对事遥相呼应。

（2）“五凤兄弟”以“凤”字排辈之事，复见于瑞生鉴藏印记。

《石渠宝笈·续编》记清内府藏有《宋元集绘》一册，十二对幅，纵二尺，横一尺二寸六分……辑有宋李成、元王渊等珍品。其鉴藏印记一栏家凤鉴藏印记“吴家凤字瑞生”字样赫然在目（见前〔19〕）。

鉴于上述，于吴家凤而言，“瑞生”“琮生”并为其字，而“家凤”实乃其名，毋庸置疑也。

兹酌加考辨，冀还其原。

顺便提及，吴其贞《书画记》、顾复《平生壮观》屡屡述及“五凤兄弟”，《书画记》四库抄本多处书作“王凤”，无乃辗转传抄之谬，亦当一并纠正。

“仲辉氏”印之考得，清晰印证新寓得《祭侄文》后不久，即首由翔凤传付，若干年后复归家凤继踵之过程。

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