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杰评《珍珠在蒙古帝国》︱木格哈敦的珍珠耳饰

《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美]托马斯·爱尔森著，马晓林、张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304页，69.80元十三世纪著名的波斯史家与政治家志费尼（Ata-Malik Juvaini, 1226–1283）在其著作《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中提及了一段轶事：有一回窝阔台合罕在猎场时，一个人献给他两三个西瓜。不巧的是，当时他身边的随从身上没有可供施舍的金银或衣服，只有一旁的二皇后木格哈敦（Möge Khatun）耳边佩戴着的两颗如星星般灿烂耀眼的珍珠。合罕便让木格哈敦把那两颗珍珠赏给那人。然而木格哈敦觉得那人不知道珍珠的价值，赏给他等于明珠暗投，于是建议合罕让那人明天到宫帐门前，另给金银锦衣打发即可。然而，合罕此时展现了他的仁慈，表示那人贫无立锥之地，等不到明天。他还预言就算把这些珍珠赏给那人，它们很快也会回到自己的手中。于是木格哈敦便将珍珠赏给了那人，那人高兴地离开了。但那人不知道珍珠的价格之高，便在市集上将珠子以低价卖出了。买主很高兴，认为这么好的珍珠难得，应当献给合罕，于是便来到合罕跟前，将珠子进献给他。合罕高兴地收下了珠子，不仅跟身旁的木格哈敦夸耀自己的预言应验，而且还重重赏赐了献珠者（上册，247页）。这则轶事巧妙揭示了珍珠在蒙古宫廷中的使用、看法与流通。然而蒙古人作为一个来自内亚草原的民族，他们是如何接触到这种来自海洋的珍稀物品？他们又如何取得与使用这些珍珠？珍珠对于蒙古人而言又有什么功能与象征意义？珍珠与其他类似的奢侈品是如何在蒙古帝国所建立的政经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具有塑造帝国的作用？近期出版的《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The Steppe and the Sea: Pearls in the Mongol Empire）就处理了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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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T. Allsen, 1940–2019）为著名美籍蒙古帝国史与内陆欧亚史专家，1979年获明尼苏达大学比较亚洲史博士，曾任教于西肯塔基大学，1980年起任教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特伦顿州立学院（Trenton State College，现更名为新泽西学院）历史系，直至2002年退休。他所掌握的研究语言包括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俄文与其他欧洲语言，著有《大汗蒙哥在中国、俄罗斯与伊斯兰地域的统治政策》（1987）、《蒙古帝国的商品与交换》（1997）、《欧亚皇家狩猎史》（2006，中译本2017），并曾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1994）撰写蒙古帝国兴起与其在华北的统治相关章节。他曾两度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奖（1998–1999，2003–2004），并获颁古根海姆奖（2002–2003）。本书为其遗作，英文原版于2019年5月由美国宾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晓林与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张斌合译，于2023年3月出版。

本书除导言与结语外，共分为两大部分：上部“从海洋到草原” 共有八章，考察了珍珠与蒙古政治文化的关联。在这部分，作者分别阐述了珍珠作为一种海洋产品的特性、珍珠的生产与加工方式、蒙古人获取珍珠的方式、珍珠在蒙古宫廷中积聚与流通的规模与频率、珍珠在蒙古宫廷中的展示与再分配、与珍珠相关的消费文化、珍珠的象征价值，以及珍珠在后蒙古时期的欧亚世界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下部“比较与影响”共有六章，试图将进入内亚和草原的珍珠放在更为宽广的时间和比较框架中，以探讨蒙古帝国与南方海洋的积极交流，并说明珍珠与其他商品和名贵产品在欧亚大陆上流通模式的相似性。在这部分，作者探讨了有关珍珠的价格长期波动及其成因、有关珍珠的神话传说及其商业用途、珍珠的替代品和仿冒品如何成为前现代工业经济的要素、海上贸易与陆上贸易之间的关联、蒙古人如何管理其海洋边疆并适应海上贸易等议题。

作者首先从生物学出发，来解释珍珠的成因。软体动物（主要是贝类）为了应对外界的刺激，会用带有碳酸钙的物质将入侵物裹住，由此凝结而成的物质便是珍珠。考古证据显示，目前所知人类开始使用珍珠的遗迹，来自公元前四至前三世纪的墓葬中，而最早的文献记载则要到更晚的时期才见于近东史诗中。在早期的欧亚大陆文明中，珍珠被视为美好而稀有的异域物事。越大越重越圆且色泽越奇特的珍珠则更加昂贵。虽然东北亚的河流（例如松花江）也出产珍珠，但是一般淡水珍珠认为不及南方海域（主要为南亚、东南亚与波斯湾等地）所出产的咸水珍珠来得名贵。而其中上等的珍珠一般被称为“皇家珍珠”，与产自陆地的黄金一起被视为伟大君王的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并成为欧亚大陆各国权贵竞逐的珍品，后来的蒙古大汗也不例外（24–25页）。然而珍珠的生产过程需要付出大量努力。首先捕捞珍珠并不容易，而且劳动收益很低，又有害健康，所以一般由少数族群或外来者担任，偶尔也能见到一些女性参与。捞上来之后先进行分类评估，再进行加工。在珍珠加工过程中，穿洞与穿线是一件手艺活，且劳动回报较高，在蒙古时代，这类技术中心主要集中在霍尔木兹等海港和巴格达、大不里士等内陆城市（31页）。

蒙古人跟其他草原游牧民类似，最初都是以抢掠的方式来获取奢侈品。作者认为，蒙古人第一次大规模获取战利品是1215年攻陷金中都，可能就是在此时蒙古人接触到金朝府库中所藏的珍珠。后来在进军中亚时又获得了大量珍宝，其中也包括了珍珠。除了抢掠以外，蒙古人还可以透过向属国征收贡物（例如1210年曾向畏兀儿人索取珍珠）以及长途贸易来获取珍珠。元朝沿用了宋朝的市舶司制度来管理海上贸易，许多商人便藉此携带珍珠与其他奢侈品与蒙古权贵交易。蒙古宫廷积聚了许多的珍珠，经常以珍珠作为赏赐，而且寻求大量的珠宝匠人来对珍珠和其他珠宝进行加工。十四世纪所绘制的历任帝后像，也显示元朝宫廷大量且定期使用珍珠。无论是皇帝所佩戴的耳环或是皇后的耳饰与头饰，都有着又大又圆又白的珍珠（75–76页）。此外皇帝、贵族与大臣在宴会与典礼上也穿戴镶满珍珠和宝石的珠袍与腰带。蒙古大汗透过赠送或赏赐这些珍珠给臣下，有助于获得他们的支持与效忠。然而，这种对珍珠（以及其他奢侈品）的渴求以及展示自身财富与地位显赫的虚荣心，也导致了各种浪费与贿赂，以致后世认为这种腐败导致了元朝的覆灭。蒙古人除了喜爱珍珠的外形以外，也相信珍珠具有特别的魔力，例如可以促进丰产和生育，能给人带来福荫。这种对于珍珠的喜爱在十四世纪后期蒙古各汗国逐渐崩溃后，依旧广泛存在于明朝、帖木儿帝国与金帐汗国等欧亚宫廷中。

然而，对于作者而言，他并不满足于诉说珍珠在蒙古帝国的故事，而是更希望以珍珠作为一种奢侈品，将其相关的文化与流通与其他的奢侈品进行比较，说明洲际贸易和文化标准如何对地方品味与经济造成影响。首先作者发现珍珠的价格时常波动，一方面是因为珍珠供应存在波动性，其次是数量累积较多或是腐败的官员意图尽速脱手大量珍珠时，也会导致价格下跌。除此之外，商人也对价格具有影响力。譬如围绕着珍珠与宝石的各种传说故事（例如获取珍宝的特殊手段或是其所具备的超自然力量），就能够帮助商人营销，提升价格。然而珍珠跟其他名贵商品一样，刺激人们找寻更易得而实惠的替代品与仿冒品。自七世纪以来的中国便存在以人为方式将异物置入牡蛎，以生产人造珍珠，并出口到海外。后帝国时期，蒙古人的强大购买力不复以往。价格昂贵的海水珍珠被较为廉价的珊瑚所取代，成为重要的装饰品，其中又以红色的珊瑚最受欢迎（177页）。

作者认为佛教的兴盛使得作为佛教“七宝”之一的珍珠与珊瑚随着佛教思想进入了内亚草原佛教徒的视野中。而在蒙古人崛起前一个世纪中，来自南方海域的珍珠便已经由发达的海路与陆路贸易体系大量进入中国及内亚。对于蒙古人而言，连结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航路的枢纽则是云南，元朝接受当地流通的贝币象征他们也承认了当地的商贸关系（195–196页）。关于海上交通兴盛后是否会取代陆路贸易的问题，作者指出即便有时候陆上的商业和外交交流会减少或中断，但是其弹性与灵活性使得这些中断不会导致这些交流永久地转由海路进行。作者举了修士约翰·孟高维诺的警告、合赞汗遣往中国的使臣经历的苦难，以及基什与霍尔木兹之间的海上对抗，来说明海路交通同样存在危险和延误（210–211页）。蒙古人作为一个来自内陆草原的民族，对海上贸易的管理也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前朝的制度和方式，例如元朝沿袭宋朝的市舶司制度，伊利汗国则将波斯湾商贸的税收包给了地方统治者，金帐汗国在黑海的贸易则是授予外国商人特许权，从中收取税收。可以说蒙古人获取海洋资源的能力主要归功其对外国商人的吸引力，而后者表现在蒙古统治者对商人的友好态度以及不受限制的消费能力上。正如作者所言，“蒙古人将中国航海技术与穆斯林商业网络嫁接起来，带来了南海商业的黄金时代”（232页）。

如果从作者本身的研究理路来看，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可以视为作者早期作品《蒙古帝国的商品与交换》（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一书的延伸。如果将作者对于伊斯兰织品的章节架构来看，可以看到作者讨论了“消费与使用”“获取与制造”“布料与颜色”“文化传播”等面向，这些在本书上部对珍珠在蒙古帝国中的历史的讨论中也有所呼应。不过在本书下部中，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继续推进，希望将珍珠、宝石与织品等奢侈品放在更为宽广的时间和比较框架中，试图综合探讨蒙古帝国如何继承了过往欧亚政权的贸易网络与商业治理体系，并且加以扩大与整合，最后影响后世欧亚诸帝国对各式奢侈品的制造、消费与交易。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本书作为作者的最后一本专著，也具有集其过往研究之大成的意义。

作者所言“蒙古人将中国航海技术与穆斯林商业网络嫁接起来，带来了南海商业的黄金时代”，让人联想到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一书中提及忽必烈所建立的蒙古帝国三大支柱：草原的军事力、中华的经济力与穆斯林的商业网络（134–136页）。蒙古人能将中国与穆斯林世界嫁接起来的基础自然是武力，这里的中华的经济力换成技术力其实也能说得通。作者爱尔森与杉山正明都注意到蒙古人的成功并不是单一文明体系的力量所能造就的。

不过在这本书里面的性别视角是较为缺失的一环，也就是作为珍珠、宝石等奢侈品的主要消费者蒙古贵族妇女自身如何看待这些奢侈品？她们跟这些奢侈品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奢侈品与蒙古贵族女性的紧密关系并不逊于男性。如现任奥地利科学院伊朗研究所研究员布鲁诺 ·德·尼科拉（Bruno de Nicola）在《蒙古治下的伊朗妇女：以皇后为例的研究，1206–1335年》（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7）中所言：“奢侈品在帝国建立以前便存在于草原上，但是其消费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流入哈敦手中而快速增长。”（144页）从本文一开始引述的木格哈敦故事显示，包括珍珠在内的奢侈品是蒙古贵族妇女的贴身物事，即便陪合罕出猎时也不除下，而且她们也深知这些物品的价值，十分珍视，即便合罕下旨都不情愿交给献瓜的穷人。实际上，贵族女性在这些奢侈品流动的过程当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作者在本书中提到蒙古人获取珍珠的三种方式：抢掠、征收贡物以及长途贸易。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珍珠扩大到所有奢侈品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还有一种管道被作者所忽略——即嫁妆。例如在《蒙古秘史》第96节中记载铁木真初见其父安答王罕的见面礼为一件黑貂皮褂子，实际上这件褂子原先是铁木真大妻孛儿帖的嫁妆。当时铁木真羽翼未丰，也缺乏财货，只有这唯一一件尚可作为礼物拿得出手的奢侈品，而且还是太太的嫁妆。可以说这件黑貂皮褂子成为铁木真顺利与王罕联盟的敲门砖。蒙古时代的女性与奢侈品的消费与流动也许是未来还可以再深入探究的方向。

本书的翻译水平让人满意，这要归功于两位出身蒙元史研究的译者。就笔者管见所及，只提出几处可供调整的翻译，也许更容易让读者了解文意。如第6页：“珍珠是诊断性而非决定性的”句中“诊断性”（diagnostic）也许译为“独特的”或“特有的”更达意些。第7页：“珍珠与其他商品和贵重货物在大陆上都是平行流通的”，也许译为“珍珠和其他商品和贵重货物在大陆上的流通具有相似性”会更准确些。107页，“尝试解答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是比照南、北草原的情况”，句中“南、北草原”译为“（蒙古）草原以南和以北”会准确些。前述调整仅供译者与读者参考。整体来说，全书文句通顺且能正确掌握各种历史人名与地名，阅读起来是很愉快的体验。

总而言之，本书以小见大，首先以珍珠作为切入点，探究其在蒙古帝国政治文化形塑中所扮演的角色，随后以此为起点，将讨论扩展到奢侈品在蒙古帝国生产与流通的制度与模式。作者探寻了这些模式与制度的历史起源，而且还讨论了蒙古帝国所奠立的这些制度与模式对后世欧亚政权所产生的影响。对蒙古帝国史、贸易史、物质文化史以及全球史有兴趣的读者而言，本书是不可错过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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