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党史政治学的三个学术努力方向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姚中秋

历史向来是破解神话之利器、提炼理论之富矿。近年来，政治学界的一批中国学者倡导“历史政治学”，意在推动政治学转向历史，通过研究历史尤其是悠久丰富的中国历史，发展政治学理论。历史政治学所研究的历史不限于古代历史。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党史对于在中国发展政治学理论的价值都远高于古代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丰富实践已经蕴涵了新的普遍性政治价值、组织、制度和政策，现在需要中国学界对其予以“概念化”“命题化”“结构化”，以历史政治学方法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就可以形成“党史政治学”。按照政党政治的逻辑，党史政治学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向上作出学术努力。

第一，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与政治行为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与其他类型的政党进行比较，据以构建一个新的政党学理论框架。

(相关资料图)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组织机制，首先是一个内聚性组织。西方政党学在其起步阶段，是以研究政党组织为重点的，包括内外两个维度：一是政党的内部组织，二是对外组织动员群众的机制。但二战以后，欧美政党普遍退化为选举工具，组织化程度逐渐下降，政党研究也就转而以选举为中心。当西方今日面临政党衰败时，这样的政党理论完全束手无策。事实上，政党衰败也普遍出现于所谓“民主化第三波”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样的西方政党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是毫无意义的。要解决上述世界性政治难题，从学术角度看，必须重振政党组织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则是最优研究对象。

列宁创建的先锋队政党，最根本特征就是集中统一和组织纪律性，由此也就拥有了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中国共产党循此原则组建，自始就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团体。对于这样的政党组织原则和政党形态，西方政党学多有误识，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也难以接受——如卢森堡就曾多次批评列宁的政党组织思想和实践。但历史已经证明，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形态是适合俄国和中国等国家的政治需要的。对这种组织原则、主体、机制进行结构性和历史性的研究，完全可以发展出新的政党组织学理论。

实际上，在20世纪中期，出于冷战的政治目的，曾有美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过颇为严肃的组织学研究；也有中国历史学者从组织角度比较研究共产党与国民党，为政党学发展理论提供了极好基础。因此，党史政治学可以扩展历史比较研究的范围，把中国共产党与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党、西欧社会民主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西式分利型政党等加以并置和比较，由此建立起一个广泛覆盖的政党类型体系，从中发现、创造新的政党学理论。

第二，对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进行全面研究，与政治学共同发展一般的现代国家构建理论。

这里涉及的问题，学界长期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研究。但是，革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从政治学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以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即按照马列主义的蓝图，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这个事业就是政治学所说的“国家构建”，革命只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又始终包括局部建国的努力。因此，应该在更为宏观的现代国家构建的框架中研究革命，而不是相反。即便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党史，也不应仅仅研究革命，还要更多地研究苏维埃共和国和各个时期的根据地建设，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教育、文化、民族、宗教乃至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制度和政策创新——这些都是现代国家构建的组成部分。从理论上把新中国成立前的事业定性为现代国家构建，有助于贯通1949年前后的党史，完整把握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逻辑。

有政治学者分解出现代国家构建的三种主要路径：以英美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路径，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布尔什维克党、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政党中心主义路径。实际上，中国在短短150年中就走过了三种不同路径：晚清试图模仿德、日的国家中心主义国家构建路径，国民党转而采取弱政党中心主义路径，中国共产党则选择了强政党中心主义路径。再从世界范围看，同为强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构建模式，俄、中的先锋队政党也有明显区别：两者都进行了推翻反动统治的政治革命、打破私有制的社会革命，但中国共产党首先进行了反帝民族解放革命；同样是通过民族解放进行国家构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党建国模式又有不同。党史政治学全面研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并与如此多样的“他者”进行比较，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广泛覆盖的现代国家构建类型学，发展出一个新的、更为普遍的现代国家构建理论。这样的成果不仅在理论上有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大量第三世界国家仍面临国家构建的巨大难题。

第三，对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整合、组织工业化、治理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发展更为普遍的国家发展与治理理论。

现代国家要维持秩序稳定，必须在两个方向上持续努力：推进国家整合，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这两个方向上都创造了成功的方案：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创造了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整合模式；在相对落后的大国实现了工业化，创造了政党中心的工业化模式亦即发展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建立了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社会秩序比较良好。先锋队政党的性质决定了这些方案的成功：先锋队政党具有高度自主性，其权力实现了广泛覆盖、深入穿透，从而有力地推进国家整合；先锋队政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了国家发展的自主性，再依靠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动员能力，高效推进工业化。党史政治学在比较的视野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整合、发展的制度、机制等进行历史性研究，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新的更为普遍的国家整合与发展理论。

这样的理论不仅可以矫正西方政治理论的偏失，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亦即证成先锋队政党所建立、领导的国家形态的历史和世界正当性。先锋队政党建立、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发达的政治化育机制、高水平的国民组织化机制以及高效率的资源动员与集中使用机制，在西方国家理论中被视为异类。但卓越的历史绩效已足以让党史政治学运用历史比较的类型学方法，为先锋队政党与社会主义提供历史——世界必然性的论证。

总之，从世界体系视角看，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政党中具有很高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政党，这是现代政党的一个重要类型；又以反帝的民族主义为底色，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有很强的类似性，且这类政党数量众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发育非常完善，在国家构建、整合、发展、治理等各维度上的绩效卓越，做到了一个现代政党在组织化、自主性和能力等方面所能达到的上限。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现代政党和政党国家的“理想型”，以之为尺度，通过全面的历史比较的类型学分析，发展出一个新的、更为普遍的政党和国家理论，这在当今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